1976年，当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的时候，全中国是通过报纸、广播和口头传达得知讣闻的。此时的中国，电视机寥寥无几，冰箱和洗衣机的数量甚至差得更远。至于微波炉，十亿国人不要说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连知道名字的都极其罕见。

两年后的10月，74岁的邓小平访日，这也是二战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在大阪的茨木电视机厂，84岁的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冒雨在厂门外迎接邓小平。当邓小平亲眼看到仅仅几秒、一块烧麦就冒着热气从微波炉里被端出来的时候，他拿起来放进了嘴里，然后说：“味道不错。”

亲身品尝了现代化滋味的邓小平，回国两个月后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他访日的这一年，是以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为核心产品的松下公司成立的六十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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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流行的家庭设施是三转一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收音机。至于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那是需要钱、更需要购买资格券才能拥有的家用神器。

上海崇明的黄国庆记得，1974年他上小学的时候，生产队买了一台电视机。不要说十岁的他没有见过，生产队的大人都是第一次见识这个会播放影像的方盒子。电视机摆在打谷场上，所有人的凳子带去提前占座，后来的只有站在后面的凳子上看。四周临近生产队的人都会来，一两百人看一台最多14寸大的黑白电视机，风雨无阻，乐此不疲。

即便屏幕比现在的一般电脑屏幕小得多，电视机也是国人眼中的神器。1977年，中国年产黑白电视机不足20万台。第二年上海电视机厂被批准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2年正式竣工投产。虽然彩电的数量逐年增加，但跟动辄数亿的需求相比，供给还是大大不足。之后的几年中，彩电凭票供应，一张票本身就可以被炒到上千元。

1987年，黄国庆准备结婚。他对单位领导死缠烂打要到一张金星彩电的票，当时18寸金星彩电售价1800元，而黄国庆的月工资为35元。没办法，找人借钱先买下来把婚结了，日后再慢慢还。

两年后，国内电视机厂引进彩电生产线的高潮达到顶峰，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彩电生产厂家。在8月国内第一次彩电价格战启动后，彩电终于开始真正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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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从苏联、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进口过冰箱。但当时这些兄弟国家的冰箱，普遍具有俄式家电粗犷、庞大、笨重的特点。即便如此，也是稀缺商品，一台也要七八百元。

所以当民众在尚属少有的电视机里，看到访日期间日本普通工人家里都有电冰箱时，当然心向神往得难以自已。1980年，日本原装进口冰箱在北京西单大厦出售时，里三层外三层，在场围观者无不艳羡。

八十年代，你能买到的冰箱分为两类：国产和进口。苏州产的香雪海单门冰箱125升售价685元，上海产的双鹿牌双门冰箱1200元。而像进口的日立、东芝等冰箱不仅售价两三千元，而且必须要有外汇券——即便有钱有外汇券，也不一定时时有货。

1984年，冰箱的基准零售价格为100升售价605元、110升售价635元、150升售价735元。当时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739元。按照月工资数十元的收入标准，一台冰箱需要一家人不吃不喝一到两年才能购入。所以当青岛电冰箱厂厂长张瑞敏，在1985年怒砸76台瑕疵冰箱时，震荡一定超过如今怒砸76台苹果IphoneX。

当时冰箱买回家一定是放在客厅的显眼位置，即便压缩机发出的嗡嗡声也不像是噪音，而是动听的音乐。就算天价、就算要票，冰箱也一直是供不应求。

1986年，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访华演出。因为意方提出的牛排、面包等饮食要求被中方告知难以满足，意方自己带来了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等食品，以及冰箱和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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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四川乐山人雷绍明的工作单位，离东风电机厂只有几公里。东风电机厂本来是军工企业，但八十年代初响应“军转民”的号召，开始生产电风扇和单缸洗衣机。第一批产品出厂的时候，37岁的雷绍明跟妻子动了念：听说发达国家的普通人都在使用电扇和洗衣机，干脆我们也买一台。

当时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是一个月34元人民币，而电风扇售价80余元，单缸洗衣机售价100元。雷绍明两口子省吃俭用，卖了平时省下来的粮票，又找亲戚借钱，才换来了这两大件。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享受到洗衣机的人，雷绍明在当时可谓大出风头，许多人都到他家里来参观，一时间羡慕满屋。以致于三十八年之后，经历数次搬家，雷绍明还是把电风扇和洗衣机保留着——作为电器尽管还能用，但作为见证已经舍不得。

雷绍明不知道的是，早在他购进洗衣机之前两年，中国已经生产出了第一台自动洗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