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经济在中国乡村的社会价值
如今,互联网电商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直播销售已经越来越普遍,今年春天的“战疫助农”“县长带货”更是将直播经济推向了高潮。
对于直播经济,到目前为止大家关注的重点仍然停留在销售额、带货模式、主播特质等方面。实际上,作为一种新兴的经营模式、经济形态,直播经济在乡村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疫情之下,淘宝等电商平台开启的直播经济,不但成为乡村就业的新引擎,而且在不断推动着城乡关系、农民形态和农业合作网络的重构与进步。
直播经济成为乡村就业新引擎
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7亿人。虽然两个数字的增速都有所放缓,但仍然延续了保持多年的增长势头。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一趋势,农民外出务工规模出现缩减。综合人社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疫情后滞留农民工的数量大约在1000—2000万人之间。笔者根据在湖南、贵州等地的实地调查,估计外出农民工数量减少大约在8-10%,与官方数据大致可以相互印证。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从全国看意味着1500万人延迟返城、滞留乡村,绝对数量不能算小。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这部分人通常是在城乡之际徘徊。他们的就业主要有三个渠道:
一是在县城或乡镇打点零工。很多返乡人口住在农村,到周边的城镇寻找一些短期的务工机会,尽管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但也能够为维持生计提供一些基本保障。
二是到各类乡村种养基地、加工企业务工。很多基地和企业是脱贫攻坚中投产的扶贫项目,疫情之下,这些扶贫项目为返乡农民渡过难关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返乡人口的就业很大程度上享受了“扶贫红利”,这是我们在开展脱贫攻坚时没有预料到的。
三是在直播经济带动下实现灵活就业。各大互联网电商平台用网络直播的形式助力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为“战役助农”发挥了积极作用。阿里巴巴平台数据显示,淘宝上已经有10万多农民主播,覆盖到全国31个省(区、市)的2000多个区县,有效带动近百万农民实现就业致富。
农民主播本质是一种新型专业农户
近几年,在传统农区,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专业农户的崛起。专业农户具有专业化程度高、技术水平高、经营收入高等特征。当前活跃在规模种养业、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农业产业链其他环节的专业农户数量已经超过1500万户。
专业农户的演化有两个重要趋势:一是随着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专业农户数量还会不断增长;二是随着农业产业链分工、环节分工和区域分工的不断深化,专业农户的形态还会不断拓展。
专业农户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家庭农场主)、专业服务型(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技能型(技术型雇工)三种类型。比照专业农户的核心特征,可以发现农民主播实际是一种新型的专业服务型农户。其与传统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区别是,后者提供的主要是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生产性服务,而农民主播提供的则是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经营性服务。二者之间只存在技术供给的区别,并没有经济本质的差异。
按照淘宝“村播”计划的设计,主播背后需要有运营、客服、美工、策划等多个岗位的支援,也让种植、物流等产业链上下游的机会变得更多。90后主播“小眼哥”一年里帮助新疆农民卖出了500万的农产品;笔者在西部某村看到,一个村庄的土鸡全靠一个农民主播线上销售!如果从提供专业化服务的角度来看,直播经济是多大的事业,能够带动多大的就业,恐怕不是简单的静态核算可以估量的。
直播经济的生命力在于重构农民合作网络
现代生产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不仅体现在易受自然条件影响上,还体现在地头生产环节的利润微薄上。即便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其地头生产环节的利润通常也只能占到全产业链的30%左右。欧美农户致富依靠的主要是发达的农民合作网络。
不同于中国的小农户专业合作模式,欧美农民合作网络主要是由规模化的专业农户为主体组建,形成覆盖运输、加工、零售等各个环节的大型产业集团。
中国的专业农户不是没有过此类尝试,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分工演化的历史原因,我国的产业链后端各个环节都已经形成了横向一体化的大型集团,这一格局下尝试开展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是十分困难的。
版权保护: 本文由 沃派博客-沃派网 编辑,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bdice.cn/html/948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