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取代广播、电影，成为最大众化的媒介形式。1983年，政府开始“四级办电视”，有一级行政机关，就有一级电视台，电视这一上世纪80年代的新媒体成为党和国家的新喉舌。尽管近些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电视在传播影响力上有所衰落，但毋庸置疑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的头10年是电视媒体的“黄金三十年”，透过电视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变迁。

　　电视是一种与家庭空间密切相关的媒介，在西方也是二战之后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和住宅郊区化，电视才走进千家万户，取代了西方家庭客厅里的壁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上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学习电视制造和播放技术，1958年北京电视台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电视台，也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到今年正好60年。电视成为大众媒介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被认为是教育民众、传播新知的高科技，是可以影像长距离传输的“电子千里眼”；另一方面又是娱乐、麻痹大众的洗脑工具，是“娱乐至死”的罪魁祸首。电视在中国的真正普及是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从单位集体中脱离出来的社会过程。

　　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不只是被作为官方媒体，成为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感的主流媒体，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电视文化充当着从革命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的职能。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电视剧、流行音乐通过电视在内地流传，使金庸的武侠剧、琼瑶的言情剧、美国的警匪剧都成为大众喜爱的文艺形式。相比过于政治化、强调“集体伦理”的革命文艺，大众文化带有个人主义、商品化、消费化和城市文化的特色。

　　与此同时，内地也开始自己生产适合电视播出的大众文化，如《西游记》（1986年）、《红楼梦》（1987年）等四大名著开始改编成电视剧。这些电视剧现在看起来依然是精良之作，不仅剧作改编忠实于原著或者说创造性地用电视这种新媒介展现了古典文学的精神，而且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精湛、符合人物特点。这既与当时的制作团队保持朴实的“工匠精神”有关，也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管理方式有关，是前商业化、前明星化时代的艺术产品。

　　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以王朔为代表的内地作家扮演着文化商人的角色，积极参与到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产业的生产之中，王朔、魏人、莫言[微博]、海岩、苏童、刘恒、刘震云、马未都等人组成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1988年），专门出售剧本，如电视剧《渴望》（1990年）、《编辑部的故事》（1991年）、《爱你没商量》（1992年）、《皇城根儿》（1992年）等都和这个群体的创作有关。王朔在一篇谈大众文化的文章中谈起他们创作《渴望》的过程，才体会到电视剧是一种高度类型化、模式化的生产，这与个人化的作家写作非常不同，是一种“工业化组织和工业化生产”，这正是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

　　1983年中央电视台在除夕之夜播出了《春节联欢晚会》，这档节目不仅开创了电视大众晚会的形式，而且让通俗文化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春晚”是一种典型的电视媒介、传统民俗、大众文化巧妙结合、并获得广泛认同的主旋律作品，在塑造中华民族身份、主流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人们把体制外想象为自由的、独立的、民间的空间，而很少关注这种体制外的空间恰好是体制所强力推动和塑造的。比如1993 年，中央电视台在节目形态和管理方式上进行改革，推出了早间电视节目《东方时空》，创造了一种新的电视节目、电视新闻的形态，被作为那个时代文化改革的标志。《东方时空》最开始由四个子栏目《东方之子》《金曲榜》《生活空间》和《焦点时刻》组成，其中《东方之子》改变了以劳模、英模作为榜样的叙述逻辑，把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成功人士作为模范；《金曲榜》推广的是流行文化和音乐MTV，一批内地音乐偶像、明星兴起；《生活空间》是用纪实的、拒绝干预的影像风格把普通人、老百姓作为电视荧屏展现的对象，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深入人心；《焦点时刻》则是用电视来进行新闻监督，反映社会问题的功能。后来，在《东方时空》的基础上形成了央视的新闻评论部，随后又衍生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面对面》等一系列电视节目。而《东方时空》在管理方式上使用合同制、雇佣了大量非事业编制的员工，发掘、发现了一批有才华、有理想的电视人，尤其是《东方时空》把主持人从播音员、报幕员推向前台，成为节目的主角，甚或扮演着媒体公知的角色，如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微博]、崔永元、柴静等。可以说，《东方时空》既实现了电视话语的平民化，又形成了一种整合体制内、外优势资源的管理模式。